雪域高原的苦恋者
　　西藏绘画新流派的开路先锋
　　在拉萨生活了27年的北京人

　　在画家韩书力的履历表上有这样的记载：
　　汉族，男性，1948年生于北京；
　　1965年就读于北京中央美院附中；
　　1969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；
　　1973年自愿去西藏工作至今……

　　其经历简单而明确，拥有这样经历的人也许并不少，很平常。但当你了解了他的以下情况，也许会改变看法：当年一个抱着献身艺术理想的年轻人，他的画家梦几乎是刚刚开始就被粉碎了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急风暴雨足以摧毁一切意志不够坚强的人的神经。在这特殊的日子里，他居然顽固地坚持住了自己的初衷，在别人放下书本闹革命的时候，他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，他向被打倒老师的求教几乎被看成是一种叛逆行为。结果是文革结束了，在许多人为荒疏学业而懊悔的时候，他的画却精进了一大步。在兵团的4年中，他更是沉醉在艺术的逻想和实践中，并不断地窥测发展的机会。1973年他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。这中间他完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学业；创作出一大批风格独特的作品，蜚声海内外，到过法国、加拿大、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比利时、荷兰、卢森堡、马来西亚及台、港、澳等七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或讲学，出版了一批画集、专著和论文，成为中国画坛有影响的著名画家——谁能说他是个平凡的人呢？他又确实是一个平凡的人，有许多平凡人的喜怒哀乐，经历过许多人经历过的酸甜苦辣，而他的不平凡之处却是他一直在思索、奋斗，锲而不舍地苦恋着他的艺术、他的事业和他的第二故乡——西藏。走近他，你会了解他，认识他，但你也会困惑。1984年我第一次认识他，是在他担任西藏美协秘书长的时候，他把在京展出的《西藏雕刻艺术》中的作品推荐给我们报社，他给我的印象是待人非常谦恭，甚至有些木讷，全无一些所谓艺术家的牛气，倒使我感到有些意外。

　　1988年他率领《西藏现代艺术》画展再次来京时，尽管他的作品已为评论家和美术界所赞叹，并早已是全国金牌奖的获得者，他仍然是那么谦恭，当我在烈日下为他们的画展作品拍照时，他表现出极不忍心的神情，反而把我感动了。所以我困惑，何以像他这样性格的人笔下能产生那么美妙的作品？据说画家应该是饱含激情的一类人，或不修边幅，或壮语豪情，或深邃莫测，他好像都不是。

　　或许是上苍希望我解开心中的困惑，1999年夏天我来到拉萨，虽别有任务，但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去采访一下这位北京老乡，了解一下他的事业和他的生活。他仍以熟悉的谦恭热情地欢迎我；用法国的咖啡和拉萨的酸奶招待我，并和我一起包了一顿北京的饺子。我终于有时间听一听他对世间人和事的看法了。在说到他的成就时，他首先讲到的是他在小学、中学、大学时的恩师们：张文、张健、金声、何溶、余友心、高亚光、高潮、尚沪生、贺友直、杨先让、吴作人诸先生……提到他们，他的言语中充满敬爱感念之情。艺术当然是谈话的主题，谈到艺术，他语言骤健。他认为对洋的古的东西应该批判的接受，也就是哲学中的所谓“扬弃”，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都是没有出息的。要异化，要形成自己的新的艺术个性，事实上以他为开创者的西藏美术界，近年兴起了中西结合、藏汉交融的新流派，正是上述思想的体现。说到这种新流派，他解释为是三种艺术的结合，即：吸收西方艺术观念，借鉴现代技术手段和材料；吸收中国画的气韵、灵动，也就是所谓东方意蕴；吸收藏文化的形式和藏族传统绘画独特的色彩与整练的气象。这样结合创作的作品具有灿烂辉煌、疏密相间的特点，但仍有强烈的文野之风；并不拥杂：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，西藏涌现出一批令世人瞩目的画家，其作品震动了中国画坛，这样成就的取得是和他这位美协主席的身体力行分不开的。

　　一个北京人，离开条件优越的大城市，把青春年华的27年献给西藏，并且决心永远留下来而无怨无悔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他说，西藏条件是比较差，但这里有自由驰骋的大地，有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，有深厚的文化磁场和一批真诚的艺术朋友。这里的冰雪和石头都充满着魅力，在荒寒的原野上会有一种宁静的感觉，会排除杂念，构恩出无比美妙的画面，内心世界并不感到荒寒。而离开这里，来到喧嚣的大城市，便顿觉自己像一棵拔了根又换了土的草一样无着无落，找不着北。为什么会如此，自己也讲不明白，可能是受生存环境与多年生活方式的制约吧。就像已经适应了缺氧的高原，回到平地就会醉氧，反倒终日昏昏然了。听了这番话，对于他在访问法国期间，毅然放弃许多在异国观光的机会，提前一个月由巴黎返回西藏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。也难怪吴作人先生曾和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看你就嫁给西藏文化吧！”他对国内艺术界一些不良风气深恶痛绝，对不求进取者深感忧虑，对拜金主义者不屑一顾。在要艺术还是要金钱的问题上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。他说，西方有句谚语：“你总不能同时既伺候金钱，又伺候上帝。”在他的心目中，艺术无疑是他的上帝。他有着很强的原则性，这不仅反映在上述问题上，在国外他也表现出了一名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主义精神。1994年在美国讲学，一位外国记者不无挑衅地提出一个问题：听说贵国西藏宗教界人上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，是这样吗？听到这样的问话，他立即正色答道：中国是个有气度的大国，人民可以充分地享受宗教自由，西藏许多活佛包括班禅大师都曾到世界许多国家访问弘法，从来没有受到过限制。一番话说得那位先生哑口无言。去年他率领的《西藏现代画展》在欧洲展出期间，作品强烈的西藏风格吸引了众多观赏者，一位西方画家看了画展后说，西方宣传共产党在毁灭西藏文化和西藏宗教，完全是戴着有色眼镜，不顾事实。从你们的作品中我感到西藏的传统文化不是被扼杀，而是在进步。他对西藏的爱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，是内心深处的无法替代的情感，这表现在他对这里的人乃至一草一方的挚爱。他陪我去日喀则，这己是他第63次去日喀则了，一路上他兴奋地介绍着路上的一切，像是介绍自己家的珍藏一样。在夏鲁寺的壁画前，他像抚摸自己的孩子一样轻轻地抚摸那无比宝贵的12世纪的珍品，惟恐毁坏哪怕分毫。谈到这些壁画，他的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，令人感动不已。而在夏鲁村的藏民边穷家中，他像是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，那样惬意快活，尽管那只是一所用土坯垒成的房子。于是我突然悟出，何以他的作品总是带着强烈的混合着人和物的灵气，那种动人心魄又令人捉摸不定的深刻，这是由于他已经把自己的灵与肉全部溶化在藏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。在这种激情的驱动下，用心血画出的作品怎可能是干庸的呢？我觉得很难也不应该对他的作品妄加评论，而那种常见的什么“线条明快，色彩艳丽”之类的吹捧文章尤其显得苍白而肤浅，不如不写，不如不看。

　　他把自己全部献给了西藏艺术，那么他的生活怎样呢？这是我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。至今我仍清楚地记得他在西藏文联院内的居室，那所灰白色的建筑和院内那堵赤裸裸的墙壁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缺乏治理，室内有些杂乱。至今孑然一身的他只有一条叫“小熊”的狗相伴，不免使人感到有些凄然。

　　当我问到他是否应考虑重组家庭以解决生活必需时，他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笑着说，确实应该有个“当家人”，但又不愿意拖累人家。当问到他想找个什么样的女主人时，他沉思片刻，然后幽默他说，最好是位做江浙菜的好手。我真诚地祝福他能加愿以偿。我觉得，他是一位具有复杂情感和高度修养的艺术家，是一个平凡的外表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相混合的真正的男人。他的自我评价依然那么冷静与平和：我只是一个画画的，我得到很多，也失去很多，尚可自安的是我还不曾失掉过真诚。